外刊 | 《评论汇编》：世界银行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什么

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低收入国家往往和发达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处境。对气候问题，世界银行能发挥什么独特作用？近日,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平洛皮·蔻佳努·戈德伯格（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在《评论汇编》刊文进行了分析。

原文 ：《评论汇编》：世界银行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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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李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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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的成立最初是为了解决二战后全球资本市场的不完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主要使命逐渐演变为专注于抗击极端贫困。现在，世界银行再次面临调整，这一次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当然，鉴于新冠疫情已使许多低收入国家陷入困境，减贫仍应是一项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对这些国家及整个地球未来的重要威胁，因此减贫必须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齐头并进。

人们经常听说，低收入国家应该关注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的后果——自然灾害、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等——对他们的损失最大。这个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一论点也是有缺陷的，因为这建立在虚假的比较基础上。贫穷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并不关心他们是否会比富裕国家损失更多。相反，他们的重点是如何权衡促进增长但损害环境的政策与意味着增长放缓甚至零增长的绿色政策。当我质疑某国政府鼓励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战略是否明智时，一位相关官员曾说到：“谁在乎长期趋势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干上10年，变得富有，然后转向其他经济活动，同时用收益来实现经济洁净化。”

这种做法的浪费是不言而喻的，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巨大负面外部成本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许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来说，这种权衡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拥有丰富煤炭储量的国家，或者像尼日利亚那样拥有丰富石油储量的国家。他们的政策制定者无法接受放弃增长以换取更清洁、更绿色的未来。

不过，这方面世行有相当大的工作空间，即确保决策基于现有的最佳依据，而不是未经检验的主张或必须秉承的原则。政策制定者和相关顾问应该研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功国家的经验，并吸收新兴的、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研究。例如，美国的经验表明，减排是更严格的环境监管的结果，而不是将“肮脏”的生产活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所谓的污染避难所假说。这意味着，碳边界调节税对改善发达经济体的排放几乎没有帮助。更糟糕的是，这可能会对一些低收入国家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等人最近的研究提供了第二个相关的教训，其数据来自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之一——印度。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法规，但缺乏的是执行法规的能力。薄弱的国家能力——反映在制度不健全、合同执行不可靠或彻底的腐败——会使环境法规失效。迪弗洛的团队展示了如何设计适当的机制来解决这些限制，从而显著改善排放结果。而在设计和实施解决体制缺陷的政策方面，世界银行可以贡献巨大价值。

最近的另一篇论文报道了世界上首个以市场为基础的颗粒物排放监管计划，历时为10年。研究人员发现该计划目前运行顺利，并实现了显著减排和成本节约，这比基于命令和控制的监管更有效。这一结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希望。在美国和欧洲，建立排放“市场”的干预措施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如果仅仅几个研究小组就能取得如此大的进展，想象一下世界银行利用其所有资源、专业知识和与最高决策者接触的机会可以取得什么成就。此外，另一篇论文在探讨为什么阳光充足的印度迟迟没有大规模普及太阳能电池板问题时发现：是印度地方政府无法令人信服地履行与生产商签订的合同阻碍了投资。而在这一点上，联邦政府的调解可能会有所帮助。

这些例子表明，中低收入经济体在脱碳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是可行的，并不会导致国家破产或经济增长停滞。但成功需要知识，往往相较于金钱，这些国家更需要知识。用惩罚性的碳税打击较贫穷国家——就连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也不愿采取这种做法——应该是行不通的。针对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各种制度限制，如果能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来鼓励绿色能源转型，可能前景要光明得多。世界银行一直引以为豪的是，自身不仅仅是一家“银行”，而是一家“知识库”。在制定其气候议程时，世行必须秉承这一信条，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基于事实的论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1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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